从西安出发，乘坐火车走西康线至旬阳市小河镇下车，换乘小中巴，行驶3公里，在名为双岩窝的古渡口下车，再改乘摩托车，过桥后向金园村道行驶约3公里，即到达我的老家——庙坪院子。如果选择驾车，从西安出发，走包茂高速公路，在旬阳和镇安交界处沿211国道镇旬段行驶至双岩窝过河上山，大约两个半小时就能到家了。
庙坪院子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，也是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深深怀念的地方。这里的山山水水留下了我年少时期的足迹，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承载了我深刻的记忆。这里有父辈亲人给我们的教诲和关爱，更有我对这里的无尽回味和深深的感激。
庙坪之所以被称为庙坪，原以为它与山后的百神洞有关。但听老人们说，庙坪的名字其实比百神洞更早，可追溯到明朝初期。在当时，庙坪确实有一座能够容纳约1500人的庙宇。然而，到了清朝时期，这座庙宇被毁坏了。至于具体的原因，却无人能够说清楚。现在母亲居住的房屋就是建在庙坪的遗迹之上，由老太太这一代人从西安灞桥迁移到山里定居，耗费了不少银两买下来的。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。天气晴朗时，站在庙坪院坝，可以远眺东面的南羊山山顶。
百神洞位于庙坪的后山。从山的对面看，它就是一个大岩屋。岩屋的最深处有一个洞口，冬暖夏凉。小时候，我和小伙伴们曾经进洞避雨和玩耍，我们最多走进十多米，不敢再往前。听说这个洞能通往几十里外的羊山坪。解放前，百神洞是安康境内非常有名的庙宇之一，这里可以看到道佛一家的影子。据老人们讲，清朝康熈和光绪年间，先后有两位修道先生在此修道，最后肉身成仙，后人尊称为王祖师和李祖师。因为这个原因，庙上的香火不断，一年四季都有香客前来烧香祷告，尤其是初一、十五，香客更是络绎不绝。那个时候尚不通路，由此可见香客的虔诚。到了五十年代初，破旧立新运动毁坏了庙宇，王祖师、李祖师的肉身被人推下山坡，后来有村民将肉身捡起，隐藏在另一座山的山洞里。从此，百神洞逐渐衰败。80年代末，住庙尼姑对庙宇进行了修缮，再次请回了李祖师和王祖师的肉身。现在，两位仙人的肉身是否还在百神洞，成了一个谜。今年春节，我听村民说大年初一百神洞接待了40多名香客。我想，无论是佛家还是道家，都是劝人向善的。如果经念好了，能起到教化作用，对于哪些不孝子孙和不良之徒还是有一定震慑作用的，同时还可以帮助人们培养道德品质和内心的平静。百神洞如今是旬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庙坪院子原属中湾生产队管辖， 上个世纪80年代初，与邻队中联合并，改为中联一队，20世纪初，再次合并到金园村，现为金园一组。金园村的地貌，像是一口大锅，庙坪院子坐落在大锅的西北距锅沿不远的上半山腰处，院子依山而建，一面靠山，两边是耕地，门前有井泉水，一年四季常流不断。昔时院子，古树参天，林木茂盛，房前屋后的树林密密麻麻，给人一种幽静的感觉。
回老家最好的季节是清明节后。清明过后，山区气温逐渐升高，满山遍野的草木生机勃勃，溪水潺潺流淌，沿途的花朵散发出迷人的芳香，鸟儿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地欢叫着，连勤劳的小蜜蜂也顽皮地飞进车里和行人打招呼，让人不得不停车打开车门送它离开。清新的空气尽情地释放着负氧离子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这个季节，百神洞旁的神仙叶子可以采摘回来做豆腐，神仙叶子豆腐是大凉之物，要是上火或者牙疼，一吃就好。树上的香椿，地里的灰灰菜，正是嫩芽，再加上自制的豆腐、凉粉，便能轻易的凑够五六个下酒菜。至于竹笋、核桃花、葛根、豌豆苗、蒲公英之类的野菜，每次回去虽有推荐，母亲说：“那都是牲口吃的，人咋能吃呢！”我解释说：“城里饭店一盘二十多块！”母亲说：“这还值20多块，城里人有钱不会吃。你这次走的时候，多带一些香椿芽。”我看一时半会儿也解释不清，只好说：“好好好，带上带上。”
老家最美的风景要数夏天和秋天。从端午开始，随着油菜籽黄、麦熟，屋后的杏子、地边的李子，渐渐熟了，又过半个月，房拐角的枇杷也黄了，紧接着又是桃子、枣子、核桃、板栗、柿子。现在这些果子虽然渐渐稀少，但退耕还林之后，山上的植被更加茂密：有野生的杂木、竹林、棕树，人工栽种的拐枣、柏树、红椿，偶尔还能看到几根杜仲，自由自在的生长着。只要勤劳，即使是六十年代初缺粮少油的时候，山上的野菜、果子多少也能充饥。在植被较厚的地方，还有五味子、八月炸、何首乌、野黄姜、野山药、黄精、连翘、金线莲、天麻、重楼、党参、当归等药材。荒山上长满了马桑树（马桑籽酿酒），还有金银花、艾蒿。这些年，一些有生意头脑的村民，赶上季节采摘，还能赚上两三千元。搬往街道的村民，农忙时节回来种地，地里种的油菜、土豆、菜豌豆、芝麻、红薯，洋火姜、魔芋，除自给自足外，还能送礼、出售增加一点收入。
去年回老家和一位远亲闲聊时，这位远亲说：“这些资源赚点零用钱可以，但规模化如果没有销售渠道风险太大，基础也薄弱，更重要的是没有打工来钱快。”我心里想着，乡村振兴首先是人才的振兴，有了人才，才有产业的振兴，才有百姓的富裕。
尽管老家的冬天有些冷清，但到了腊月，却也别有一番韵味。大人们忙着砍柴、杀猪、赶集、酿酒，为迎接春节而忙碌着。其中，酿酒这门手艺，看似简单，却包含着许多智慧。他们会在一个灶台上搭上一个底锅，再在底锅上铺上一层竹篱笆，然后搭上一个口径与底锅大小相等的圆桶（俗称酒井），并在酒井中放入酒糟。在酒糟上面，放上一个酒溜子，再在酒溜子上架上天锅。当天锅变得烫手时，先加入一瓢水。待水热之后，再根据酒的流速，开始加水至天锅满。这被称为头锅水。酒会顺着天锅的锅底，通过酒溜子流出来。小时候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原理，但长大后，开始欣赏农村烧酒这门学问中所蕴含的智慧。天地人合一的大道理被巧妙地融入其中。
当天锅水满后，主人会邀请左邻右舍来品酒。如果酒的质量好，大家会边品边称赞，主人会有一种成就感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如果酒劲不足，大家则会评头论足，提出各种问题，主人则会感到懊悔。因此，要真正烧出好酒，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。从制作酒曲到甘蔗发酵，从拌曲数量、上缸程度到发酵时间，从开始烧制到火候掌握，从酒灶到酒井，从底锅水到天锅水，每一个程序都需要精心的照料和严格的控制。有经验且懂得变通的人往往能够掌握恰到好处的技巧，烧出来的酒劲足、味道香且产量高。刚添头锅水的酒劲最大，大约有60多度。到了二锅水时，其度数就会降低到20多度了。有甘蔗栽种的多的人家，一年能烧上一千四五百斤。
老家的院坝是我心中珍藏的记忆。虽然面积不到60平米，却是我和小伙伴们儿时的天堂。在雪天，我们追逐着麻雀，堆雪人；晴朗的日子里，我们逗弄着小鸡，玩着扑克牌，训练小狗站立，比赛吃饭。在炎热的夏日，我们坐在石阶上纳凉，几个小孩围坐在小爷爷身边听他讲故事。故事内容包括“狼来了”，它教导我们不要说谎；“头悬梁锥刺骨”，它激励我们要勤奋读书。此外，还有孟母三迁、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半夜鸡叫等故事，这些基本上都是教育我们要学好。那时候，公社电影队在农活忙完之后，会到生产队放电影，每个队一年都能轮到一次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在我上四年级那年，大哥买了一台收音机，暑假的每个晚上，我们都会坐在院坝的石阶上收听三国演义、西游记等评书节目。
在庙坪院子，我们家和大爹（父亲的兄长）家的距离最近，坐在大门墩，能知道大爹家吃的什么饭。小时候，吃饭吃着吃着就吃到大爹家去了。大娘是个贤惠人，只要做好吃的，有时候在门口招个手，我便跑去。偶尔也碰到大爹到灶房拿酒壶，面带笑容对我说：“又在吃啥好吃的啊，走，到堂屋去陪大爹一起喝几盅”。要是父亲在场的话，吃饱了就跑过去站在旁边，看大爹他们划拳、猜宝。
大爹是个受人尊敬的人物。解放初期，他在管区信用社担任过主任，但后来由于家庭负担重，选择回家务农。他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大爹为人公正无私，品德高尚，在方圆百里都享有盛誉。父亲的文化程度较低，但领悟力强，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。担任生产队长和支部书记时，不仅将生产队里的农活和交粮，安排得井井有条，而且也未忽视家庭的生计。父亲和大爹两人只要都在家，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，经常聊到深夜，第二天黎明就起床。关于父亲年轻时的故事，我更多的是从大爹口中得知的。大爹饱经风霜，喜欢对比。他常说：“现在的社会真好！以前，农民种地要交公粮，还要缴纳农业税。但现在，不仅不用交粮纳税，国家还给每户补贴。从大爹的言谈中，我能感受到他的年老和无奈。甚至想，如果大爹再年轻二十多岁的话，他一定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。大爹于二零零七年因病去世，享年77岁。
离开家乡的这四十年来，我每年至少回去一次。自打从部队转业到西安后十多年，每逢母亲的生日和春节，如果山路畅通，我一定回去；另外，一旦母亲生病，无论遇到什么恶劣的天气，也必须回去。我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，如今90高龄的母亲是我最遥远的亲人。早些年，母亲还能来城里和我们住上两三个月，但后来年龄渐长，她便不想再出远门了。几年前，村上的干部动员母亲搬到居民点去住，我也努力劝说她，但无论怎么劝说，母亲都不肯。政策上允许人们自由选择去留，大家也不好勉强，便让我姐合住在一起。虽然我不用那么担心母亲的生活，但毕竟那个院子里只有两户人家常住，而母亲是其中之一。近两年，我回去的次数难免更多一些，即使只是回家吃一顿饭，见到母亲，我心里也踏实了许多。
修通道路后，村子在庙坪院子里成立了烤烟合作社。虽然政府支持烤烟生产，只要达到一定的规模还能享受财政补贴，但是烤烟对土地的破坏很大，在没有找到新的支柱产业之前，政府也不能轻易放弃。至于合作社的运作方式，就相当于农民以每亩100到200元的价格把土地租出去，然后在合作社农忙时打零工每天能挣100元的工作。虽然这样的合作不尽如人意，但毕竟也算是一个好的开端，也是农村经营方式的一种进步。每次离开老家的时候我都会想：故乡的天空依然是一片天，只是比以前更加蔚蓝；故乡的山依然是那座山，只是比以前更加苍翠欲滴；故乡的水依然是那来自地下的井泉水，只是比以前更加甘甜可口；故乡的空气依然弥漫着那种熟悉的味道，只是比以前更加清新宜人。故乡，正在蓄势待发。（刘国树于2023年中秋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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